我國婚姻法規定的要求幫助，請求補償和過錯賠償制度構成了婚后保護弱者或無過錯者的三道關口。它們的建立最大限度的體現了男女平等原則、個人所有權的公平原則及保護弱者原則。給予弱勢方的幫助，對付出義務較多方的“補償”，對無過錯方的“賠償”，充分發揮了婚姻家庭的社會功能和經濟生活功能，保證了自由離婚的同時又對有過錯方進行了懲罰，這在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社會資源的組合未盡優化的國情下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這三種制度在實踐運行中仍存在一些問題。

　　(一) 幫助權

　　婚姻法第42條規定：“離婚時，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離婚經濟幫助是一方生活依靠個人財產和離婚時分得的財產無法維持當地生活水平來判斷，客觀上難以把握。而“基本生活水平”界限過于模糊，也沒考慮婚前婚后生活對比的困難;請求幫助的時間，只能在離婚時提出，而且這種幫助的實現是一次性的，原定經濟幫助執行完畢后，是不能再請對方給予幫助的。因此，受助者是難以得到真正的幫助的。婚姻法雖然規定了對離婚時處于劣勢的一方的幫助適用于男女雙方，實際上還是傾斜保護離婚婦女的權利。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男女的經濟能力事實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離婚時，婦女在經濟上處于劣勢。幫助原則是保護婦女合法權益原則在離婚制度上的體現，充分顯示了法律扶助弱勢的人道主義精神。而在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我國，大多數婦女在離婚后得不到法律的特殊保護。他們的經濟實力和生活水平與婚姻存續期間相比顯著下降。

　　為更好地落實離婚訴訟中財產分割的“幫助權”的獲得，保護婚姻家庭中弱者的利益，應在以下幾方面加以確定和完善：

　　1、放寬經濟幫助的條件

　　離婚時的經濟幫助，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試用條件過于苛刻，受助者范圍小，住房幫助難以落實等問題。因此需要放寬經濟幫助的條件，規定只要離婚使一方生活水平下降，即可要求對方給予經濟幫助。法律也無須限定以提供住房的使用權或所有權為經濟幫助的形式。

　　2、對生活困難重新定義

　　夫妻離婚后一方依靠分得的共同財產和個人財產，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的屬于生活困難，對于離婚后，一方即使能夠維持自己的生活，但生活水平比婚姻存續期間明顯下降，也可視為生活困難。

　　3、建立贍養費給付制度

　　所謂贍養費給付制度，是夫妻離婚后贍養費給付權人因患病、負傷、貧困等情況下，不以另一方過失為要件請求對方給予經濟上幫助的權利。并且此權利僅終止于請求人與他人結婚或被請求人無支付能力。國外多數國家亦有此方面的規定。如瑞士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臺灣地區民法1057條規定了“夫妻無過失一方，因判決離婚而陷于生活困難者，他方縱無過失，亦應給相應的贍養費。”

　　(二)請求補償權

　　婚姻法第40條規定：“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給予以補償。”該條確立了離婚補償制度，它是指依法分割夫妻財產時，付出較多義務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要求補償。補償是從分割后的財產中支付，分割的財產不足支付的，從其個人財產中補足。這一制度的確立，體現了對當事人在婚姻家庭中所作貢獻的客觀評價?；橐黾彝ド?，要求配偶雙方在感情、時間、精力、經濟等方面持續不斷地投入。但就多數婚姻而言，夫妻對婚姻家庭的貢獻與從中獲得的利益是不平衡的。實際生活中，承擔了較多家庭事務的一方，往往其職業發展和其他方面的發展受到了較大的牽制，而配偶他方，則基于對方的奉獻和犧牲，從婚姻家庭中獲得了很大的利益。

　　補償權的建立是男女平等原則的體現，但在實踐中付出較多義務方并不能得到補償。它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不足的方面;一是如何判斷一方付出較多義務，當事人難以說清楚。二是請求補償的金額、方式、期限沒有作任何規定，原則性太強將導致法官引用此款時不當侵害另一方的財產利益。

　　鑒于以上原因，筆者認為應從以下一個方面完善“補償權”：法院應依職權取證，一般來說，被請求人的社會地位或經濟地位明顯優于請求人，請求人在承擔證明付出義務較多時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困難。因此在請求一方能力有限或其他一些原因，法院有時也應根據請求方提供的線索，適用《民事訴訟法》第65條的規定依職權調取證據，法院適當行使調查權有利于弄清事實，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