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以下簡稱《財產分割意見》）的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離婚財產分割時，應當遵循一定的原則：
喬裝打扮、神出鬼沒，總能想方設法拿到旁人拿不到的資料，看到旁人看不到的事實——這些人，就是一直籠罩在神秘面紗下的私人偵探(zhentan)。2010年9月1日，“東方摩斯商務調查中心”的兩名私人偵探(zhentan)，因接受委托進行婚外戀跟蹤拍攝業務，查詢他人的銀行賬戶、房產等隱私信息，被帶至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受審。這是我國司法機關首次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這一新罪名追究私人偵探的刑事責任。這則新聞，讓不少人大感意外——私人偵探，難道一直在打法律的擦邊球？
私人偵探是舶來品
在一位律師朋友的引薦下，趙曉(化名)終于答應和記者見上一面，前提是他不愿談的話題一概不談，且記者不能追問。見面地點，就在北京某商務大廈的咖啡廳。
第一次見面，記者心頭一驚：胡子拉碴，頭發蓬亂，穿著分不出顏色的破襯衫、洗得發白的牛仔褲，球鞋也臟兮兮的。眼前這個中年男人難道就是朋友口中老練的私人偵探？
在私人偵探這一行，趙曉算不上老資歷。2004年，當過偵查兵的他經人引薦，進入一家調查公司上班。“很多調查公司不會公開招聘員工，更愿意由朋友介紹。這樣，一方面能知根知底，一方面也防止被別人探查和臥底。”
趙曉告訴記者，私人偵探其實是個“舶來行業”。曾任某反貪局檢察官的著名私人偵探鄭剛也介紹說，19世紀初，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西方一些國家貧富分化日漸嚴重，涉及公民財產與人身安全的犯罪也與日俱增，警察卻很難有足夠精力迅速解決此類問題。為個人提供保衛及調查服務的民間專業人員——私人偵探，便是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的。
中國私人偵探的發展則始于1992年。那年11月11日，上海《新民晚報》社會版刊發新聞《大偵探辦起民間偵探所》，報道了上海灘大名鼎鼎的刑偵專家端木宏峪退休后開辦全國首家私人偵探機構——“上海社會安全咨詢調查事務所”的事情。不過，事務所只辦了不到一年便匆匆關門。如今，提起“中國第一私人偵探”，人們更多地想到的是孟廣剛。1993年初，他辭去沈陽市某派出所所長的職務，成立了一家名為“克頓調查事務所”的偵探機構，并堅持至今。
“二奶”克星
由于法律限制，我國其實一直沒有真正的偵探公司。現在所謂的“偵探公司”，真實身份大致有兩種：商務調查公司、信息咨詢公司。至于具體業務，趙曉說：“尋人、調查婚外情、盯梢‘二奶’等技術含量不高的案子，占私人偵探行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私人偵探被冠以“‘二奶’克星”的稱號。
家住頤和園附近的陳松，是一家小型調查公司的負責人。公司只有三五個員工，辦公地點就設在陳松家中。公司的一大半業務都是幫妻子調查丈夫的婚外情。每次接案子前，陳松都會要求客戶出示身份證、結婚證等相關文件，反復核對客戶身份，確認對方并非另有所圖。之后，他會跟客戶確認收費標準：跟蹤是每天500元，錄音是每小時600至1000元，拍照要另加1000元。“我們這行沒有統一收費標準，即便是同一項委托，收費差別也會很大，有按天算的，有按調查階段性成果算的，也有人開出整體報價。調查難度相當的，針對不同對象，收費標準也可能不同。一宗婚姻調查的案子，根據調查難度的不同，收費從四五千元到上萬元不等。”
幾年前，一位在外企工作的女白領循著網絡廣告上標注的聯系方式找到陳松，希望他幫自己調查丈夫是否真有外遇。一連跟蹤了幾天，除了用長焦鏡頭拍下委托人的丈夫與一名女子吃飯的鏡頭，陳松并未拿到更確鑿的證據：“他和那個女人在公共場合沒有任何曖昧動作，男女單獨吃飯總不能算罪名吧。”
蹲守了幾天后，陳松終于找到突破點：一天，還不到下班時間，委托人的丈夫便開車離開單位，接上一名女子后，駛進一個高檔小區。小區保安查得很嚴，陳松進不去，便坐在車里分析起來：這么貴的小區，很可能是委托人的丈夫在這里購置了房產。按委托人的說法，丈夫有外遇的時間并不長，這么一大筆錢，作為妻子她很可能知道。他撥通委托人的電話，剛說出小區名字，對方便說，這是丈夫早些年購置的房產，近期一直空置著，自己也有鑰匙。又跟了幾天，陳松發現委托人的丈夫會定期帶這名女子來小區相會，幾小時后再一起離開。為了拿到更進一步的證據，他提出，讓委托人帶他進入室內，安裝針孔攝像機。“這是她的家，安裝行動必須得到她的同意和配合。”
一切準備就緒，委托人告訴丈夫自己要出差一周。“當天，她丈夫就帶了那女人去過夜。”二人上樓后，陳松和委托人坐在樓下的車里，通過遠程遙控設備打開了攝像機。當畫面上即將出現一些實質性鏡頭時，陳松下車回避。一小時后，委托人告訴他，調查可以結束了。“估計錄到她想要的內容了，在離婚分割家產時，這可以成為有利于她的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