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經濟、家庭結構等方面發生的變化，公民財產逐漸增多，且形式多樣、分布多元，而由于遺產不明引起的訴訟也日漸增多。2013年以來，寧海法院共受理67件涉繼承糾紛案件，其中有13件案子涉及繼承銀行存款。

　　銀行存款提取難

　　2014年年底，50余歲的史某將四個兄弟姐妹告上了寧海法院。但“對簿公堂”的原因并非兄弟姐妹之間存在矛盾，而是因為一本過世父親留下的存折。原來，史某在整理父親遺物時發現了一張還存有1萬余元的存折，兄弟姐妹商量后，決定由史某一人繼承。可史某拿著存折到銀行辦理手續時，卻因無法證明自己是遺產的合法繼承人而不能取錢。經人指點后，史某只好將作為共同繼承人的兄弟姐妹告上了法庭。

　　“一般情況下，死者在生前沒有就財產進行說明的話，繼承人很可能拿不到存折或者不知道存折、銀行卡的密碼。即便是拿到了存折，遺產在繼承開始后實際分割前屬于繼承人共同共有狀態，當事人如果直接向銀行申請，銀行在無法確定其是不是唯一的合法繼承人的情況下，是不會輕易辦理支取存款或掛失支取手續的。即便當事人有證據可以證明其是唯一合法繼承人，鑒于自身規章制度等因素考量，銀行也通常會要求提供公證文書或裁判文書后方才配合行使繼承權。所以遇到要繼承銀行存款的情況，當事人會選擇先到法院起訴，獲得裁判文書后再到銀行辦理相關手續。”寧海法院深甽法庭石法官告訴記者。

　　很多人認為，只有產生了繼承糾紛，人們才會去法院解決，比如合法繼承人之間對財產分配有異議等。但“銀行存款提取難”這一問題的存在，導致了即便當事人之間對遺產分割沒有爭議，他們也要選擇通過向法院起訴來解決問題，如此一來，便會產生虛假訴訟的隱患。因此，石法官表示，希望銀行的規章制度可以更加完善一些、人性化一些，從而改善“銀行存款提取難”這一問題。

　　基金股票繼承難

　　寧海人李某是家中的獨生子，父親在2年前去世，留下了價值10萬余元的股票。今年，李某在母親也病故后，到股票交易所申請繼承父親留下的股票，而股票交易所卻因無法確認李某的繼承權，不予辦理。無奈之下，李某想到了去法院起訴，可自己是獨生子，沒有其他同為繼承人的兄弟姐妹，無人可訴之下，他只好將妻子列為被告。但經法院審查后，認為李某的妻子并非繼承案件的適合被告，李某只好撤回起訴，另尋他法。

　　在現實生活中，多數繼承人都不了解被繼承人究竟有沒有或者有多少財產，也不會在被繼承人生前詢問相關的財產情況。如果被繼承人突然死亡且未訂立遺囑或交代身后事，繼承人往往就會無從獲知被繼承人的遺產范圍，有產權證、存折為憑的房產和存款等這類財產還比較容易掌握，但像基金、股票等就很難獲知了。尤其是作為唯一繼承人，由于不存在合適的被告，法院不受理，也就不可能為其查詢被繼承人的財產信息。

　　因此，法官建議，一方面被繼承人在生前應及時清理財產，必要時可以將財產提前轉移至繼承人名下，防止日后發生繼承難問題。另一方面，法律也應考慮到現實中無法解決的情況，為這類繼承案件提供一些特別程序，保護繼承人的合法權益。

　　協議缺失遺贈難

　　寧海有一位寡居老人，丈夫早早離世，二人也未生育子女。到了晚年，老人的生活起居一直是由三位侄子和一位侄女在輪流照顧。2012年底，老人去世，四位侄子女一起為老人辦理了喪葬事宜。兩年后，侄子葉某在整理時發現了一本尚有2000余元存款的銀行存折。葉某認為老人生前是他們四人輪流照顧的，那么這筆存款理應由他們繼承，于是葉某將另外三位侄子女作為被告，向寧海法院深甽法庭提起訴訟，要求一同繼承這筆存款。但法庭工作人員告訴葉某，侄子女并非法定繼承人，在老人生前沒有出具遺贈扶養協議的情況下，他們無法繼承財產，按照《繼承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這筆存款將屬于村集體所有。

　　法官解釋說，《繼承法》三十一條規定，公民可以與扶養人、集體所有制組織簽訂遺贈扶養協議。按照協議，扶養人或者組織承擔該公民生養死葬的義務，享有受遺贈的權利。對此，法官建議，老人生前最好能及時簽訂遺贈扶養協議。

　　但在現實生活中，部分老人因擔心在簽訂遺贈撫養協議后，扶養人認為其已坐擁財產而不再盡心照顧他們而不愿意提早簽訂協議。對此，法官表示，在簽訂此協議時一定要注意，必須清晰約定雙方的權利義務，如果受贈人無正當理由不履行扶養義務，或者遺棄、虐待老人等，該協議可以解除，且老人一般不用返還扶養人已經支付的扶養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