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暴力受害人要受到特別保護

　　家庭暴力受害人因為受到親情、年幼無知或年老體弱、生活依賴等各種因素制約，相對其他刑事案件，往往更難有效依法維護自身權利。本次最高司法政策至少在8個方面強調了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支持和保護。

　　1、針對家庭暴力受害人往往不愿或不能報案的情況，《意見》第五條強調、明確了被害人及其親屬、朋友、鄰居、同事，以及村(居)委會、人民調解委員會、婦聯、共青團、殘聯、醫院、學校、幼兒園等單位或組織的報案權利和義務。

　　2、針對基層司法機關可能互相推諉的情況，《意見》在第六條確立了首問責任制，也就是公檢法任何一家接到報案或舉報，都應該立即詢問、制作筆錄，不屬自己管轄的，移送相關主管機關。

　　3、針對家庭案件案件具有隱蔽性、以往司法機關只是被動接受報案或舉報的情況，《意見》第七條確立了公安機關和法院在辦理相關案件時要主動發現家庭暴力案件犯罪線索。

　　4、針對因年老、年幼或受到恐嚇等無法到法院提起自訴的情況，《意見》第九條進一步明確了檢察機關的代為告訴責任。

　　5、針對家庭暴力案件被害人自身難以有效取證的情況，《意見》第十一條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的全面取證義務。

　　6、對因家庭暴力受到嚴重傷害需要緊急救治的被害人，《意見》規定要立即協助聯系醫療機構救治;對面臨家庭暴力嚴重威脅，或者處于無人照料等危險狀態，需要臨時安置的被害人或者相關未成年人，《意見》要求應當通知并協助有關部門進行安置。

　　7、《意見》第十三條明確規定了人身保護制度。為了確保被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親屬的安全，意見規定：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再次實施家庭暴力;不得侵擾被害人的生活、工作、學習;不得進行酗酒、賭博等活動;經被害人申請且有必要的，責令不得接近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8、《意見》第十五條明確了對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意見明確：對于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年人、重病患者或者殘疾人等，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幫助其申請法律援助。

　　二、對因家庭暴力導致被害人死亡、重傷案件要加大打擊力度

　　對家庭暴力案件，由于在觀念上認為是家庭私事，體現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往往司法不愿介入，即使導致重傷、死亡等嚴重后果，施暴人也往往按虐待罪、遺棄罪追究刑事責任，量刑明顯過低，根本不足以發揮刑法的震懾功能。201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三起指導案例，其中一起是繼母虐待4歲女兒致死，繼母被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對有效避免針對兒童的家庭暴力發揮了很好震懾作用。但對遺棄導致老年人死亡的案件往往定遺棄罪，量刑過輕。本次《意見》在定罪量刑方面確立了三項重要原則：

　　1、確立了寬嚴相濟的基本原則。《意見》明確規定了可以酌情從重處罰的五種情況：對于實施家庭暴力手段殘忍或者造成嚴重后果;出于惡意侵占財產等卑劣動機實施家庭暴力;因酗酒、吸毒、賭博等惡習而長期或者多次實施家庭暴力;曾因實施家庭暴力受到刑事處罰、行政處罰;或者具有其他惡劣情形的，可以酌情從重處罰。為了保障家庭的穩定與完整，《意見》同時明確了酌情從輕處罰的具體情形：對于實施家庭暴力犯罪情節較輕，或者被告人真誠悔罪，獲得被害人諒解，從輕處罰有利于被扶養人的，可以酌情從輕處罰;對于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不起訴，人民法院可以判處免予刑事處罰。

　　2、嚴厲打擊惡性家庭暴力犯罪。《意見》通過明確虐待罪、遺棄罪與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罪的界限，明確了對通過虐待、遺棄希望或放任被害人重傷、死亡案件，要按故意傷害、故意殺人來定罪處罰，這將使惡性家庭暴力犯罪受到更為嚴厲的懲罰，有助于保護受害人權益。《意見》指出：“準確區分虐待犯罪致人重傷、死亡與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犯罪致人重傷、死亡的界限，要根據被告人的主觀故意、所實施的暴力手段與方式、是否立即或者直接造成被害人傷亡后果等進行綜合判斷。”“對于被告人雖然實施家庭暴力呈現出經常性、持續性、反復性的特點，但其主觀上具有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的故意，持兇器實施暴力，暴力手段殘忍，暴力程度較強，直接或者立即造成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的，應當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對于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不履行必要的扶養義務，致使被害人因缺乏生活照料而死亡，或者將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帶至荒山野嶺等人跡罕至的場所扔棄，使被害人難以得到他人救助的，應當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對于同一行為同時觸犯多個罪名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3、保護被害人防衛行為的正當性。多年來一些長期遭受殘酷家庭暴力后妻子殺死丈夫的案件受到社會關注，社會上持有同情，但法律界往往以“情有可原、法律無情”表示無奈，各地法院對類似案件量刑也有很大差異。本次最高司法政策在進一步強調了被害人正當防衛權利以及明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考量因素的基礎上，首次明確了要充分考慮此類案件中的防衛因素和過錯責任。

　　這次《意見》明確了要充分考慮在此類案件中的防衛因素和過錯責任，《意見》指出，“對于長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憤、恐懼狀態下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為了擺脫家庭暴力而故意殺害、傷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為具有防衛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顯過錯或者直接責任的，可以酌情從寬處罰。對于因遭受嚴重家庭暴力，身體、精神受到重大損害而故意殺害施暴人;或者因不堪忍受長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殺害施暴人，犯罪情節不是特別惡劣，手段不是特別殘忍的，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的故意殺人‘情節較輕’。在服刑期間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以根據其家庭情況，依法放寬減刑的幅度，縮短減刑的起始時間與間隔時間;符合假釋條件的，應當假釋。“故意殺人，情節較輕的”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司法政策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絕望中“以暴制暴”案件量刑的考量，體現了其對家庭暴力受害人防衛因素的確認，有助于保護家庭暴力受害人權利。

　　盡管四部門《意見》對于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案件具有重要意義，但必須看到，受到立法權限以及主觀認識等各方面因素的局限，一些困擾家庭暴力案件辦理的問題依然沒有能夠解決，所以全國人大正在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法依然具有重大意義。換句話說，國家立法要為解決中國家庭暴力問題確立明晰、具體的制度，比如，很多國家普遍實施的強制報告義務，盡管本意見規定了相關單位或人員對家庭暴力的舉報義務，但由于缺乏怠于履行的法律責任，所以很難落實;除非致人重傷、死亡，否則虐待罪是自訴案件，受到家庭暴力傷害的很多是老人、孩子，怎么依靠他們去起訴追究親屬的刑事責任?盡管本次意見強調了檢察院可以代為告訴，但所謂“可以”，并不是明確的法律責任，希望立法明確虐待犯罪成為公訴案件;盡管意見規定了要對被害人緊急安置，但這牽涉到衛生和民政等部門，司法機關也只能是代為聯系，國家立法才能明確規定相關政府部門的責任，否則，由于被害人無法安置，司法機關可能就不敢打擊施暴犯罪。

　　所以，還是呼吁全國人大更加重視反家庭暴力立法。向社會公布的征求意見草案還很不成熟，最大缺陷就是“硬性條款“不夠，很多條款依然是倡導性內容。多年來我一直呼吁，所謂倡導性、道德性的條款不僅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反而會導致整個社會面藐視法律的心理。建議全國人大積極吸納本次最高司法政策的積極成果，借鑒很多國家相對成熟的反家庭暴力立法的經驗，制定出一部切實能有效預防和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以夯實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