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當事人在委托律師的時候，總有一個問題詢問律師：
      你和法院熟悉嗎？
      或，我要不要找關系呢？
      盡管律師和法院的關系處理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三令五申，但每年總有丑聞頻報，從縣級基層法院直至最高人民法院。
      有的“下馬”者僅僅涉及一名法官或一名律師；
      有的卻是“窩里爛”，但個法院各個部門的各個要員都被牽涉。
      結合社會中的個別“關系”現象，很多當事人難免產生顧慮，特別是對于畢生積累財富的處理以及子女撫養權利的歸屬。
      因此，在婚姻案件的處理中，要不要“關系”勢必成為當事人考慮的因素之一。
      就筆者十余年的律師經驗和在滬的實際體會來看，婚姻案件中，“關系”的作用還是有限的，原因如下：
    一、 共同財產確定非己即彼，不存在模糊邊緣地帶，法官自由裁量權有限。
      對于雙方爭議的共同財產，要么是共同財產，當事人有權分割；要么不是共同財產，屬于一方個人財產，當事人無權按共同財產分割。而只要按共同財產分割，基本 原則就是一人一半。因此，對于婚姻案件中的財產分割，大體只是確定范圍和分割比例的問題，且在分割比例上不會有太大的區別。在具體考量因素上，關于財產來 源、照顧女方、雙方經濟情況、哪方有無過錯等等酌情考慮因素，基本都是客觀存在、法院也不能左右的。因此，即使法官有心傾向，也無法突破法律的基本原則。 這與有些經濟案件不同，法律規定的比較明確、具體，沒有給法官創設更多自由發揮的余地。因此，不必擔心法官枉裁判。
    二、 鑒定機關的科學技術手段，給涉嫌偽證的甄別提供了技術保障。
      為了使共同財產變成個人財產，或“創設”不存在的虛假債務，個別當事人采用捏造、變造、偽造證據的方法，炮制各種合同、借條、協議等文書，企圖少分甚至不 分共同財產，或增加、新設當事人的名下的債務。而對于一般的法律文書的偽造，除非經過專門人員的指點，一般情況下都可能被鑒定機關的“火眼金睛”識別。雖 然實踐中有個別估價機關的人員可以在總價上有所浮動的自由裁量，但總體價格范圍不會有太大的差別。因此，即使個別當事人有心掩蓋共同財產性質，但在鑒定機 關科技手段以及法律責任的威懾下，利用提供偽證的手段來達到不法目的的情況，雖然多見，但“即遂”達到目的的情況，還是有限的。此外，對于鑒定機構鑒定 “不真”概率較高的結論，另一方當事人建議也不要暗自慶幸，息事寧人，建議尋求有關國家機關的介入，對涉嫌偽證的一方進行控訴，以造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壓 力，給予相應責任人法律追究，以規范整個法律服務行為。
    三、 采用適當的應對訴訟的態度及方法，使得法院在判案時更為慎重。
      打官司不一定要花錢、不一定要請律師，只要自己能適當把握案件。而“把握”二字，意味著當事人能認識到訴訟中的法律規則及運作規律，掌握對方當事人甚至法院審案的心理，利用一切利己的因素，求得裁決的最大公正化。
      以審判法官為例，雖然絕大多數法官以“公平審判”為己任，但仍不排除個別法官以“完成工作任務”為目的，或者接受方方面面的“明示”、“暗示”或“招 呼”，“企圖”在審判案件中，作出對一方有利的裁決。這時候，另一方當事人要精確熟悉掌握法律程序、實體處理中的相關規定，敢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敢于 向不按法律程序辦事的法官說“不”，用自己堅毅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來“挑戰”企圖枉法裁決的法官。
      例如，對于強行不給予十五天答辯期的法官，要勇于說不；
      例如，對于強行調解、要求當事人按自己的意志調解的法官，要勇于說不；
例如，對于法官未審先判、過早下“個人”判決意見的法官，要勇于說不；
     敢于說“不”，敢于維權，敢于和各種企圖不公正審案的勢力斗爭，會增大法官判決“一面倒”的心理壓力，會讓法官感到顧慮，究竟是要“銀子”、給“面子”，還是“保帽子”，相信所有法官都有一桿稱，自然會做出明智的選擇。
      實踐中，有些當事人為了尋求審判的公平，動輒向法院院長、庭長、人大、信訪寫信，造成“起訴不如批示”、“上訴不如上訪”的惡性循環，筆者認為，這樣做是 加大了審案的成本、浪費了社會公共資源，同時使司法審判受到多方影響，更不利于公正。因此，這種做法筆者認為，是不可取的。
    四、 司法環境的日益改善、法官素質的不斷提高，使得婚姻案件整體處理日趨公正。
      個別當事人經常被各種媒體的報道誤導，認為司法環境不盡人意。筆者認為，從古到今，有法律就有法官（執法者），有法官就必然絕對避免不了枉法現象。小時候看《西游記》最后一集，清楚記得，即使在如來佛住的西天極樂世界中，也有向唐僧索賄的辦事人員。絕對的司法公正、全體司法人員人人司法公正是我們的奮斗目 標，但實現起來還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距離。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到，隨著法院自身建設工作的開展、法院隊伍嚴格進入的措施實施、以及法官問責制度的深入開展， 加之媒體監督機制的日臻完善，輔之互聯網的高度發展，各地法官審案越來越慎重，做法官也越來越難。
      特別是在上海，我深切體會到，絕大多數審理婚姻案件的法官工作是辛苦的、辦案是認真的、判決還是客觀公正的。婚姻關系進入到訴訟階段，很多當事人之間視若 仇敵，想要拿出一個讓雙方都滿意的判決可謂難上加難。因此，即使法官判案再公正，總是能引發一方的不滿，從而發出法官“不公正”的偏執聲音。而傍觀者一般 只聽到對于法官忿忿之怨，而沒有機會聽到法官的辯解與表白。這也是之所以法官總是處于爭議旋渦的原因之一。而上海法官就我的感覺來看，大都珍惜自己的工作 崗位，不太可能為了某一案件或蠅頭小利而敢于以身試法，枉法裁決。
    總之，婚姻案件與其它類型的案件雖然有很多相通之處，但也有很多自身特點。對于 一般的婚姻案件而言，當事人不必過于擔心另一方有“關系”，而過于顧忌自己將可能處于不利的地位。只要當事人精心準備訴訟、熟悉掌握或聘請熟悉掌握法律規 則的律師，不卑不亢，相信能夠贏得一個客觀公正的裁決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