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婚姻家庭律師：沈輝

　　對當事人陳述要進行認真審查，不能說當事人的陳述就不是證據。同事鄰居的證言作為間接證據，對法官的判斷是有價值的。在認定案件事實時，品格證據不能排除在認定案件的事實之外。如果女方說是正當防衛(wèi)，舉證責任應該合理地轉移到女方，但這個證據責任不應該適用整個刑事案件中那么高的證據責任。家庭暴力目前在中國較為普遍，確實需要社會廣泛關注。

　　在“以暴制暴”案件中，有兩個事實需要認定，第一，有沒有家庭暴力；第二，以暴制暴，比如王長蕓殺人案，殺人的事實是怎么樣的。對于這些事實，我們的法官有一些習慣性的認識，對他們判斷事實有一定影響。當然在理論上，我們也要防止另外一種傾向，在認定事實的時候，是不是女方把丈夫殺了就一定有家庭暴力。這樣一種先入為主的認識會導致另外一種偏見，導致錯案。

　　在認定事實部分，究竟有沒有家庭暴力，在民事糾紛里，在離婚的時候，讓法官相信確實有家庭暴力存在也有困難。沒有驗傷，沒有報警，只有當事人的陳述算不算證據？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講的就是訴訟請求，不能算是證據，但我覺得這個問題，在審判中法官要有一個明確的認識，首先，當事人陳述有時和訴訟請求是相似的，但不能等同起來，比如離婚案件中，“我要離婚，他老打我”。這是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但是陳述中包括某年某月某日，他打我，他用什么東西打了我，或打了多少次，這些陳述應該屬于證據。當然，當事人有利害關系，所以對當事人陳述要進行認真的審查，需要我們把握得更為謹慎些，但是不能說當事人的陳述就不是證據。

　　有對方的自認，有直接證據當然是最好的，但在現實生活中拿到直接的證據很困難。在王長蕓的案子里，她的同事看見她的身體有傷，雖然她自己否認，說是磕的，但這個可作為間接證據。作為間接證據，對法官在判定的時候還是有價值的。在介紹王長蕓的案件中，被害人的前女友也陳述存在有家庭暴力，女兒有過報警，這起碼證明對女兒有實施家庭暴力的問題，嚴格說這也不是傳聞證據。辯護人證明被打死的丈夫有賭博、吸毒的習慣，這些都能說明當事人的品格，這些都屬于品格證據。我認為涉及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認定案件事實的時候，品格證據不能排除在認定案件的事實之外。品格證據也涉及以暴制暴的婦女，像王長蕓，很多人都不相信她會做出這樣的事。在認定案件的時候，這些證據都應該被重視。

　　運用間接證據，運用品格證據，對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然這些證據不如直接證據來得方便。不管是直接證據，還是間接證據、品格證據，應該承認，這些都是可以進入訴訟大門的證據。另外，有多少證據才夠認定有家庭暴力的存在？這涉及證明標準問題，刑事訴訟本身涉及到證據標準是很高的。但是對具體的問題，要達到的證據標準還要進行具體的認定。刑事案件中涉及有沒有家庭暴力，夠不夠正當防衛(wèi)，誰來承擔舉證責任？公訴案件中，殺人的婦女是被告，應該是公訴人承擔舉證責任。如果女方說是正當防衛(wèi)，舉證責任應該合理地轉移到女方。但這個證據責任不應該適用整個刑事案件中那么高的證據責任。

　　如果舉證責任轉移到被告人時，它可以適用民事訴訟的舉證標準。換句話說，這個婦女在證明有家庭暴力的存在或是有正當防衛(wèi)時，當她舉出的證據達到優(yōu)勢證據的時候，她證明這個事實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她就完成證據責任了。法官認定這個責任的時候，我覺得這樣的證據標準就可以了。我也注意到整個殺人的過程，只有王長蕓在場，只有被告人的口供。我們刑事訴訟法里規(guī)定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不能作出有罪的判定。這不能簡單的理解為，刑事案件中，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事實就不能判定。換句話說，如果案件認定中不能達到非黑即白，如此清楚的時候，認定的事實要作出有利于被告方的判斷。這是刑事案件中的基本理念，這需要我們的法官通過在實際工作中不斷提高技能，不斷提高審判水平來實現。家庭暴力問題最后出現以暴制暴的時候，是很大的不幸。如果能在沒有出現如此程度的時候阻止事件的發(fā)展是好的。